行乞者自称是北京地铁老大遭曝光后被老

老李行乞时挂着判决书

老李在北京地铁5号线上乞讨的视频被传到了网上，他对阻拦自己的人说：“我不怕你们，我是地铁老大！”

乞丐

现在每次坐地铁5号线，我都在想，会不会又遇见老李。他还是原来那个样子，寸头、长方脸，盘腿坐在地上，手端着钱盒，一遍遍唱着大悲咒。

我跟老李结识在年，源于一次“跟踪”。

那时候，一条“揭秘北京地铁乞讨男”的新闻，把老李送上了“头条”，报道中提到，老李假装是个瘸子，靠乞讨在北京买下两套房。看完这新闻，和很多人一样，我觉得老李就是个骗子。

有网友在微博里爆料，老李被警方处罚后，再次现身5号线。报社的编辑派我跟踪他，最好找到他在北京两套房的住址，彻底曝光。

年初夏的一天，按照线索，我守在了在5号线刘家窑的进站口。九点多，老李出现了，他穿着件很整洁的黑色衬衫，背着双肩背，旁边跟着个瘦小的女人，年纪看起来比他还大些。

老李和那女人在售票窗口用残疾证换了车票，两人相互搀扶着下了楼梯。进了站，老李在地铁角落脱下了衬衫和运动裤，换上了一身脏兮兮的衣服，还拿出个装钱的纸盒。

进了车厢，老李垫着个海绵垫、一屁股坐在了地上，他靠胳膊撑着、往前蹭着走。背包里的音响放着音乐，老李开始一遍遍唱起了大悲咒。

早高峰的地铁里很拥挤，但老李经过的地方，人们自然地辟出一条道来。每到一个车厢，老李都要念一段开场白“祝各位好心人身体健康”，一趟车下来要重复十多遍。大多数乘客都无视了老李的存在，还有人在他经过时，做出低头看手机的样子，等他走远了，才抬起头瞟了眼他的背影。当然，也有些好心人，真的掏出零钱放到了老李的盒子里。

从刘家窑到惠新西街，中间十多站，跟着老李的那女人一直在车尾等他。下车后，老李把讨来的零钱，一块一块的清点好交给她，女人拿出水递给老李。等新一班地铁到了，俩人又进了车厢。

那天老李来回坐了十多趟5号线，说了多遍“祝各位好心人身体健康”，要到了多块钱。到晚上六七点钟，老李和女人出了地铁，我继续跟着，想找到他在北京买的大房子在哪里。

结果有点失望，老李和女人最后钻进了南三环外的一片棚户区里，那里大多是加盖后用于出租的简易房，连独立的卫生间都没有。“莫非他心虚，自己买了两套房也不敢住？”我还在揣测着老李的心机。

事到如今，只能正面碰碰了，我敲开门，表明了记者的身份。老李的反应有些出人意料，“你们来了太好了，我正愁委屈没地方说”。

行乞前老李会换上破衣服

老李

老李把我和同行的摄影记者让进了屋里，那就是个八九平米的小屋，一张大床，一张桌子，和一台坏掉的洗衣机。把床上的衣服被子推了推，我才有了个坐的地方。

“你也看见了，这就是我的大房子。”老李开始跟我诉苦，他说自己年出生在黑龙江，24岁的时候得了视神经萎缩，病情一直没有好转，只比完全没有光感的盲人好一些。说完，他给我看了自己的二级视力残疾证，

眼睛出了问题后，有三条路摆在老李面前：算命、按摩和卖艺。老李认为算命就是骗人，于是最先选择了按摩，但按摩证书始终没考下来，开按摩店的打算失败后，他选择了卖艺这条出路。老李后来也一直这么跟我说，他坚持自己是“卖艺”，不是“乞讨”。

年老李来到北京，两年后开始在地铁“卖艺”，他曾经有一段婚姻，但是对方嫌弃他眼疾最终离婚了。现在跟在身边的女人是在地铁上认识的，老李叫她“大姐”。大姐的眼睛也不太好，但比老李强些。两人一起搭伴过日子，大姐负责照料他的饮食起居，他在5号线“罩着”大姐，让她免受欺负。

老李说两套房子是没有的事儿。“你怎么证明你没有”我追问。

“有两套房我还在地铁里干这个？”老李被我问急了，说自己已经在准备起诉冤枉他的媒体。

在出租房的一番交涉之后，我想要曝光他大房子的事情彻底落空，还不经意地卷入了他的官司里。

第二天，他就打来电话，希望我帮他拟一份起诉书，他打算亲自出庭，为自己辩护。我能想到，一个在地铁里行乞者要告一家媒体侵权有多难。我决定帮帮老李，一方面出于同情，另外也是因为好奇，我想看看倔强的老李到底能走到哪一步。

因为准备打官司的事，我和老李接触多了起来，也对他的生活有了更多了解。我问过老李，如果能帮他找到一份盲人按摩的工作，他愿不愿意放弃地铁上的活儿。老李犹豫了一下说：“如果按摩能像地铁里赚的那么多，我就换”。

在地铁里，老李“生意”好的时候，一天能赚两三百，惨淡时十几块钱也有过。虽然每次都把要来的钱交给大姐，但老李说，多少钱他都有数，大姐蒙不了他。大姐虽然比老李年长，但她从来都没什么主意，一切听老李安排。他愿意跟着老李，是因为有人欺负她的时候老李出手相助。大姐心甘情愿的帮老李洗衣服做饭，老李逢年过节就张罗着给大姐买衣服。

老李和大姐住在棚户区里，上了地铁，有时候一天都不吃饭。这些老李可以将就，唯独对穿着有所要求。他给我展示过他的耐克的运动鞋和阿迪达斯的运动服，衣服好看，他觉得穿出去有面子，有时候干到晚上11点，他也要换身干净的衣服再从地铁里出来。

老李把工作和生活分的很清楚，他甚至每周末固定休息一天。眼盲之前，他喜欢看足球和篮球，但凡有比赛的日子他都早早下班，买一瓶啤酒，回家听着电视里的解说，过一把瘾。

对于以后，他买了一份商业养老保险，每年好几万元。再有几年，保费就交完了，他曾说，那时候他就不会再去乞讨卖艺了。

老李住在一片棚户区里

官司

即使有我帮忙，对于老李来说，打官司也不是件容易事。他视力不好，大姐又是个文盲，整理打官司的材料并不容易。

老李把网上的报道视频刻成光盘，拿家里的小DVD反复播放，几乎把节目里的解说词全部背了下来。他在视频里找到觉得失实的地方，花十几块钱委托打印店的姑娘把这些地方全部打在文档里。

我帮老李写诉状，问他的诉求时，老李一本正经的说：“他们不是说我有两套房吗，那就给我两套房”。他对说自己装瘸也不满意，辩解说，是因为视力不好，地铁上人多怕撞到，才坐在地上。

老李的官司前后历时一年多，我作为旁听，跟他去了两次法院。

即便在法庭上，老李的急脾气也收敛不住。被告的辩护律师如果说了不符合老李心意的话，他拍桌子就站起来，急的涨红着脸反驳。尤其当对方说他是乞讨时，他立马辩称自己是“卖艺”不是“乞讨”，那架势好像要跟对方打一架才行，

法官很无奈，几次停下来问老李：“要不你先说，说完我再审”。

一年之后，老李打来电话，告诉我他在一审中赢了官司。我也就此写了一篇关于他的报道，其中最重要的部分，就是澄清了他在北京没有房子的事。

老李一直要请我喝一杯，他跟我说，他买来报纸，让打印店的小姑娘把我的报道一字一句读给他，最后听哭了。但说实话，那时候我的心里挺矛盾的，在报道下面的评论里，批评指责老李声音还是多数，相比于“两套房子”的问题，人们更不能接受他的乞讨卖艺行为。

老李可能并不知道这些，自从官司结束之后，他在地铁里“卖艺”变得更有底气了。

他把判决书、和残疾证都打印出来挂在脖子上，甚至把我的报道也打印出来，谁再敢说他是骗子，他就把判决书和报纸的复印件递给人家一份以证清白。有人拍下来帮他发微博在网上澄清，老李的收入一度有了回升。但他说，最开心的还是挽回自己的声誉。

但我对他“变本加厉”的态度越来越担心，认识了一年多，我知道老李骨子里的狠劲儿。

他曾跟我说过，凡是在5号线上来抢“饭碗”的，都被他打跑了，所以在乞讨卖艺的圈子里，他敢自居是5号线的“老大”。

年，一群“同行”拿着棍子找老李的茬儿，把他打了一顿，第二天他就带着铁棍子去“报仇”。老李称自己打架是“拼命三郎”，下手狠，不怕死，赶走那群“同行”，老李就在5号线正式立足，凡有人来到他的地盘，他就得去找人“说道说道”。凡是假装残疾的人，老李见一回打一回。

老李说，自己只打四肢健全的“假乞丐”，而他自己则是眼睛残疾的真“卖艺人”，自己和那些人不一样。

我曾碰见过一次老李犯狠的样子。当时，有一位四肢健全的老太太在五号线乞讨，老李在站台堵住了她，他的脑袋几乎抵在了老太太脸上，用那双被鉴定为二级残疾的眼睛，死死瞪着老太太，像一头发怒的公牛。他一言未发，就把行乞的老人吓跑了。

官司赢了之后，我明确跟老李说：“房子的事情你虽然占理，但你在地铁里卖艺就是不遵守规定。”每次说到这个话题，老李都被我激怒，“我也是靠劳动赚钱的，怎么了？我不去卖艺我怎么生活？”

虽然有这些分歧，老李还是一直管我叫“恩人”，我听的浑身不自在。

老李经常打电话来跟我说他的近况，他说在北京没有别人愿意听他说这么多话。老李的电话不分时候和场合，他甚至跟我说，为了报恩，可以把自己保险的受益人改成我的名字。

这种近乎“依赖”的倾诉，让我感到困扰。再加上他在地铁上的种种行为，我总觉得他很“危险”，还是该保持些距离。我不敢再接他和大姐打来的电话。逢年过节，他都会在